天知道我是怎么搞得，居然真的去看endeon转的关于方被肖打的事件始末。。。虽然长篇累牍的东西我显然不能看完，但是凡是关于老院长的东西我可是看了个清楚，真是元气大伤啊。。。
科学界，不，应该说是学术界的浑水太深了，什么样的人都卷在里面，又有多少人是实实在在纯纯粹粹好好地在做科研的呢？互相争斗，勾心斗角，太令人恐惧了，也太令人心寒了。想起朋友说的，学历高不高跟人品如何没有半毛钱关系；想到在这里遇到的极品老博，也真印证了这种说法。别的领域不说，为什么生物这么值得挖掘这么充满好问题的研究领域，会生产了这么多冷漠自私、人格残缺、一边极度自负一边又极度自卑的人呢？整天你搞我我搞你，这算什么？！
心情非常不好，有点害怕，但更多的是失望……
以前转过，不过这回有新的增删。正如分享这篇文章的同学所说，“犹犹豫豫絮絮叨叨 真没男人样 这性格还是甭回来的好。”
新的感受是，这些所谓留洋的三高白骨精，根本就像是没有失败过的只知道患得患失的小孩，既没有魄力，也输不起。这样的二流精英，在如今的中国名校里，比比皆是。
——————————————
前些年有本挺热闹的书，叫《历史的终结》，这个书的大致意思是说，冷战之后，苏联阵营败下阵来，西方的文明大获全胜，以后咱们跟历史就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了，顺着西方文明这条道一直走到黑就行了。虽然这个说法看上去让人觉得很宿命，因而很省心，广大中外知识分子还是对这个提法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怎么能说西方文明就是历史的尽头呢？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呢？从此以后，我们要站在什么旗帜下振臂高呼呢？知识分子们爱冒险的心啊，很不甘心。
“历史的终结”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从来就没有真正理解过，所以也无意于去赞成或者批评。我能够理解某条公路的终结，或者某个聚会的终结，或者某个婚姻的终结，但是，“历史的终结”？它实在缺乏一个时间或者空间上的刻度。依我看，只要时间在流逝，历史就在行进，说“历史的终结”，就像说“圆的方”一样，让人不可理喻。
不过，前几天，站在美国康州的一个郊区，某一个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眼前呈现的，就是历史的终结。
我看到的景象其实很简单。延绵不绝的草坪，随着大地的弧度起伏，路边有一些槐树，树干挺拔，树冠盛开，站在春天的阳光下，绿意盎然，标致得简直就是树中的西施。在草坪和绿树的掩映下，露出一栋栋独立的小楼，如果仔细看，楼门口一般都有一块草坪，草坪周围，是一道道低矮的栅栏，白色的，或者原木色的，精致，平和，一点不象防范外人的样子，似乎建造它，只是为了让院子里的樱花桃花梨花有一种“探”出来的效果。
这样的祥和美好，简直令人心碎。但是，站在那里，莫名地，我想到了福山那本《历史的终结》。我想到“历史的终结”这个“圆的方”，在视觉上，就是这个样子。想到历史这个“老人”风尘仆仆地赶了成千上万年的路，就是为了赶到这里，打开铺盖卷，定居下来，从此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劈柴喂马。
这历史的终点处的风景，似乎就是一个海外中国人愿意留在美国的充分理由，奇妙的是，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海外中国人愿意离开美国的充分理由。
在美国呆得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几乎你所遇见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个祥林嫂。他们喋喋不休地反反复复地披星戴月地不断追问你追问自己：以后想不想回国去？以后想不想回国？以后想不想回国？……一直问到自己已经老到问不动了为止，问到自己住进了门外有草坪、草坪外有栅栏、栅栏里有花丛的房子之后突然发现生活这个秤砣已经把自己压在了美国梦的海底为止。
回还是不回，这真是一道算也算不清、解也解不开的多元方程题。
曾经，出国留学读学位，毕业留美找工作，娶妻生子买house，是一个水到渠成勿庸置疑的选择。但是，突然有一天，“市场经济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地”，一直在美国的实验室、图书馆、公司小隔间里默默耕耘着的中国人猛地抬头，发现太平洋彼岸，祖国的大地上已经千树万树梨花开了。紧接着，“坏消息”接踵而来。留学生开始听说以前住他隔壁的张三已经是国内某某大公司的经理了；还有那个不怎么地的李四，听说他小蜜已经换了半打了。然后，在一次回国的旅途中，他发现自己在美国吃的、穿的、玩的、乐的，只能望国内朋友们的项背了；还发现自己在为一个小数据的打印错误而向自己的部门经理频频道歉点头哈腰的同时，他的老同学，那个以前远远不如他的王二，此刻正坐在KTV包间里打着手机，说“那个房地产的项目贷款，我们还可以再协商协商……”；他也免不了察觉，自己的全部精神生活――如果他年少时候的“愤青”气息还没有被美国的阳光彻底晒化的话――就是窝在某个中文论坛，发两句明天就要被版主当作垃圾清理掉的牢骚而已，而与此同时，他的某某朋友已经成了国内媒体上的“专家学者”，在那些激动人心的关于“转型”的辩论中频频发言……固然，也不是没有听说某些老同学，甚至大部分老同学，其实混得也不怎么地，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坐在床前明月光里，他还是感到了那些个“如果……”的诱惑。
不错，他的确，或最终会，住上美丽的房子。在经过那么年辛辛苦苦地读书、胆战心惊地找工作之后，“美国梦”实现了。买了大房子，门外有草坪、草坪外有栅栏、栅栏里有花丛。可是，说到底，有一天，他在院子里浇花的时候，突然沮丧地意识到，这样的生活，不过是那曾经被他耻笑的农民理想“面朝黄土背朝天，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美国版本而已。
那么，他到底还要些什么呢？生活里到底还有些什么比“面朝黄土背朝天，老婆孩子热炕头”更伟大更性感更美丽呢？更大的房子？他现在的房子已经大得可以闹鬼了。 更正宗的夫妻肺片？说实话，出国这么多年，他已经对辣的不那么感冒了。更多的工资？那是当然，不过他下次涨工资的日子其实也不远了……说到底，他内心的隐隐作疼，与这一切“物质生活”都没有什么关系，他所不能忍受的，是“历史的终结”，是那种生活的“尽头感”，是曾经奔涌向前的时间突然慢下来、停下来、无处可去，在他家那美丽的院子里，渐渐化为一潭寂静的死水。窗外的草坪，那么绿，绿得那么持之以恒，那么兢兢业业，那么克尽职守，那么几十年如一日，简直就象是……死亡。
而国内的生活呢？虽然据说有很多腐败，有很多贫富差距，小孩子有做不完的作业，农民有跑不完的*，工人在不停下岗，甚至据说还曾经有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就给逮进去打死了，可是，对于有志青年，中国这个大漩涡，是一个多么大的“可能性”的矿藏：愤青有那么多东西可战斗，资青有那么多钞票可以赚，文青有那么多感情可以抒发――历史还远远没有抵达它的尽头，未来还坐在红盖头里面激发他的想象力，他还可以那么全力以赴地向它奔跑，并且从这全力以赴中感受到“意义”凛冽的吹拂。
如果是这样？干嘛不回国算了？难言之痛，一回了之。
这时候，他又开始嗫嚅。他开始怀疑自己对国内的种种向往，也许只是“距离产生的美感”。他开始担心如果凑近了观察，会看到祖国脸上的麻子和粉刺。“毕竟，在中国创业，是要靠关系的，我又没有什么关系，回去也白回去。”他说。“美国再怎么不好，基本上还是一个凭本事和能力吃饭的地方，至少还有公平可言，不用平白无故受很多气。”他又说。接着，他想到国内走到哪里人们都是一拥而上没人排队人们随地吐痰环境污染严重，他感到头疼。又想到国内那些衣衫褴褛的民工一天工作12个小时到年底竟然可能拿不到工资，他感到齿冷。还想到那些个被假药假酒假奶粉毒害的人们，因此又不可避免地感到胃疼。他越想越多，越想越疼，越想越害怕，最后不可避免地抵达了“文明”、“民主”、“法治”等光芒四射的高度。
于是，他陷入了僵局。一会儿想到国内张三李四王二的刺激生活，一会儿又想到了国外王二李四张三的安稳命运。国内的生活，他看不到上限，因而充满希望，但也看不到底限，因而特别危险；国外的生活，他看得到底限，因而感到安全，但是也看得到上限，所以特别乏味。国内的生活象是买股票，可能升得快，也可能跌得快；而国外得生活象是定期存款，你挣不到哪里去，却也亏不到哪里去。啊，海外的游子，一个个高学历、高收入、高素质的三高“白骨精”，就这样被逼成了成天喋喋不休唠唠叨叨自言自语的“祥林嫂”。
有一次回国，我和几个朋友吃饭，其中一个说“刘瑜，你回国吧，中国多复杂啊――”。复杂，嗯，就是这个词，恰切，精确。对于一个有胃口的灵魂来说，“复杂”是多么基本的一种需要，而康州阳光下的郊区，美得那么纯粹，那么安静，对于习惯惹是生非的人来说，说到底是一种饥荒。
但是，又一个好朋友说了，他说：在今天的世界，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是一个世界主义者。那是6年前，在我甚至没有出国的时候，一封长长的email里面不起眼的一句，可是我一口气记了这么多年，可见这句话里面的确有令我心动的东西。什么是世界主义？6年之后，我渐渐意识到，它也就是一个大的、“比较的”、“融会贯通的”、“批评的”的眼光，以及一份对“坐井观天”的警觉而已。
对“复杂”的向往，以及对“世界主义”的留恋，让我暗暗希望，自己能过一辈子东跑西窜、颠沛流离的生活。这个愿望，使我觉得，自己是多么贪婪的一个人。贪图安稳，又贪恋刺激，有了Mr. China，还要Mr. USA。不，回不回国，不仅仅是一个“创业”的问题，甚至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如果说这种贪婪是一种“犯贱”的话，我坚持要把它推卸到“娜拉的悲剧”这个哲学命题上去。在历史的道路上，人们披荆斩棘、奋勇前进，可是到达了历史的终点之后，啊，站在美利坚五月的美丽风景里，我惊恐而又伤感地想，人们对那坎坷不平然而激荡人心的道路，又犯起了“思乡病”。
由富士康事件说开去的。
节选如下
———
“这就是上海的郊区普通人的生活，也许还算是不错的家庭。这就是为什么富士康有这么多人跳楼，机械的劳动，无望的未来，很低的薪水，但去了别的地方薪水更低，很高的物价，除了吃得饱和穿得暖以外，别的什么都做不了，而让你吃饱饭还在被这个政府当作对世界人类天大的贡献和政绩宣传，还恨不得拿出远古时代的数据和冰川时代的照片想表明，你能吃饱已经要感谢国家了，你说你能奢望什么。我的那个朋友虽然生活压力大，但是他还有朋友和家庭，在他的二十公里远的地方，绝大部分的年轻打工者，他们的家庭都在几千公里外，而且家庭也未必温暖，你赚了多少钱往往是中国家庭衡量一个小孩在这个世界上价值的唯一标准。
这是一个中国的大部分网民都未必熟悉的群体，你看很少有论坛上有现役的富士康员工向大家讲述关于自己员工跳楼的故事和自己的生活，因为他们都没有这个时间甚至能力。外面的灯红酒绿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连对爱情的憧憬都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三者，现实是最大的第三者，也许唯独在跳楼的时候，他们的人生价值才有所体现，那就是被当作一个生命被提起和记起，可惜现在又变成数字了。
心理辅导是没有用的，当我看见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你怎么给我心理辅导？一打听，同学们混的都更惨，有混的好的男同学，那是靠家里，有混的好的女同学，那是嫁的好，别人都羡慕你在富士康有社会保障，按时发工资，安排住宿，加班还给钱，你说你像个机器，别人说自己像包屎，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这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生活。
如果将他们的薪水涨十倍，会不会没有人跳楼？只要别通货膨胀十倍，当然没有人再跳楼。当然，老板也不会这么干，就算老板这么干，也会被政府勒令禁止。为什么我们的政客能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挺起了腰杆，还能来几下政治博弈，耍几下政治手腕，是因为你们，每一个廉价劳动力，你们是中国的筹码，GDP的人质。无论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在未来的十年里，这些年轻人都是无解的，多么可悲的事情，本该在心中的热血，它涂在地上。”
————-
韩寒-青春
关于卢安克的介绍网上很多，我就不赘述了。看了柴静的采访手记和面对面栏目，感动到不行，又致陷于沉思。有人说这个德国人说中文就像诗一样，但我想这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心境和对人生的理解。诚然，他带来的是典型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华夏文明的背景下到底能如何与本地文化和谐共处，进而改善本来存在的问题，还有待考察；可是卢安克的事例至少提供了一个现有问题的解决范式，他的例子再次让我想起周其仁的话——去观察社会，不仅仅观察社会中的问题，也要观察这个社会自动达成的均衡状态，一种自发的解答。而观察者本身应该保持沉默清醒的旁观者状态，尝试去理解现实，而非设计或者控制。另一方面，基督教在中国的命题，也让我想起吴飞的研究，也许最近需要再次重温和思考一下了。
先摘抄几段柴静采访手记中让我印象深刻的体会，并提供全文链接和《面对面》视频，希望大家踊跃讨论。
———————————–
“以前我的思考都在头脑里发生，我想到了，但我做不到。现在我不思考了，只感受，反而做到了我之前想做而做不到的，因为思考变成了生活，变成了行为。”
“改变不是目的？”
“它压着太重了，也做不到”他说“但你不这么想的时候，它会自已发生”。
“你原来也有过那种着急的要改变的状态，怎么就变了，就不那样了？”
“慢慢理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理解了就觉得当然是这样了。”
“你对现实完全没有愤怒？”
“没有。”
“你知道还会有一种危险是，当我们彻底地理解了现实的合理性，很多人就放弃了。”这是我的困惑。
“那可能还是因为想到自己要改变，所以没办法了，碰到障碍了，就放弃了。我也改变不了，但也不用改变，它还是会变。”
“那我们做什么呢？”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在做什么.”卢安克说，但我从来没见过他跟孩子去讲这些道理。
“语言很多时候是假的”他说“一起经历过的事情才是真的”，他让他们一起拍电视剧，去扮演一个角色，一个最终明白“人的强大不是征服了什么，而是承受了什么”的孩子。
———————————–
柴静-不可能的改善
面对面(2009.12.27)柴静专访卢安克
一
回来的飞机上看书，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愣了一会儿，我不认识这个人，只是觉得很少见到这样恬静沉毅的脸，真好看。
看完才知道，我们这些知道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的人，原本都应该知道他—–他是他们的老师。
李政道大二的时候，是他破格选送去美国，当时李政道才19岁，穿着短裤去办护照，办公的人员都不相信“怎么会是个儿童？”李政道后来说“他决定了我的命运”
华罗庚是初中生，是他让在清华算学系任职，又送去英国深造，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
那是战乱烽火时代，但后来的重要科学发展所依仗的这些人，是他在那时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可是我为什么不知道他？
二
深夜里我一点点找他的资料。
他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读经史子集。
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
他讷于言，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
每两周一次科学报告会，轮流作。“范围极广，如天演演说、苹果选种、煤，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等等”
他当时不过十七岁，拟订的会员守则是：（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
那种青翠的朝气里，满满的是中国大学的刚刚起步的生机。
三
1918，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
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
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
这一年他23岁。
四
他27岁回国清华执教，很清楚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
他的学生回忆“第一届学物理的有4个人，第二届只有两个人，第三届只有一个人。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到三年级，都是他一个人教的，所有的课都是他一个人开，不是他想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他想请人家来，人家不来，也请不到．”
他已不求收获，只问耕耘。
他执教之严也是出名的，他的课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他允许这学生不听自己的课 “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的不认真，要扣去25分”
他去世后多年，亲人发现他一直留着当年的那三张答卷，写在泛黄的昆明土纸上。
五
看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感慨—-在动荡不安的中国大地上，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空间，中国知识分子能在石缝里栽种下什么？
他是清华物理系主任，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相当于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来作行政的工作。因为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
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
吴有训还只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四年后，他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那时他正当盛年。
冯秉铨毕业的时候，他对他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他不光要栽种，他还要育土。
他在1929年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 6系。
他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
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第一次有了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六
那点嫩芽，是硬生生从石头底下顶上来的。
清华的校史有纪录“早年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校长多为官员政客，既无多少学问，更不懂管理，且校长更替十分频繁，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
第二年，他当选评议员，当时他不满30岁。这个改革，就来自“少壮派”的推动。
日后清华校史的研究者说“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
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它防止了旧制度下官僚体系对大学教育的侵蚀和破坏，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保证学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
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
钱学森是他的学生，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会知道，钱学森去世前的遗问，不光指向未来，也是一次拼力的回头一望。
七
他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当中有一人叫熊大缜，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
网上可以找到熊当时的照片，生气勃勃，可以跃纸而出。他们在那几年里几乎相依为命。
1938年，熊突然对他说要去冀中抗日。
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依靠相熟的人，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他唯一能安慰的一点，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
看这书时，我才知道，那些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药性地雷，是来自这些学生的制造，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
战争中，熊大缜被疑心是汉奸，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
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将近百人受到株连，在这之后，因为再没有科技力量自制弹药，战士们只能拿着空枪，把秸秆塞在子弹袋里作战。
1947年6 月23日，他的日记里写“今日是旧历端午节。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缜。九年前的端午，他从内地回到天津，那是一个surprise。谁知道以后的事多么可悲。近几天在读《白石道人歌曲》，看到他的‘五日凄凉心事’句，更增悲痛。
八
建国后他仍然当过一段清华的一把手，一直到1951年。
1968，他已经七十岁，因为熊大缜的事，涉嫌“国民党C.C特务团”被捕。
他在狱中一年半。
看过提审纪录的黄延复说，他所有的话，其实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
之后他由红卫兵组织隔离审查。
他出现幻听，认为有电台在监视他，“一举一动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
他的侄子看着他，“甚觉悲哀”，说“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
他说“有，是你耳朵聋，听不见”
之后他再次入狱，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
九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过他，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
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
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后来他已经渐渐恢复一些神智，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钱三强当时是二级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
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十
两年后，在北大作教师的张之翔骑着自行车，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
张之翔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阿，他说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给我看，这个腿，两个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
他泪流满面。
“…我就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
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在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天，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十
我反复念他这几句话“吾狂衅覆天，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
一直到八十年代，已经平反之后，清华想要为他塑像之时，仍有人说“你们要为这个人造像，我就尿它”。
“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八十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这样的后代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而我却今天才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
“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这张照片上，他是如此坦白温和地看着我，不求理解，不加责问，但这样的疑问，却从此重重放在了人的心头。
